群而不党”、“周而不比”之类，或知他的难处。

“无友不如己者。”对一个讲原则到死硬、六亲不认的人来说，孔子这句话并无用处。他可以随便交友，随便加入集体，不用担心自己的原则受到威胁—不过，这样的人交不到朋友，也没哪个集体要他。绝大多数人，正常的人，都要柔软一些。人情有所不能止，连孔子也主张父子相隐呢，何况集群（准确地说是集群主义）对成员的改造力，远大于亲友所能。孔子还说过一句话，叫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”，若给《论语》里的话按深刻程度排个名，这句话可以排到前三位。

比如说，我有三大道德信条：不杀人、不偷窃、不骗人。

我还有个朋友。我还是个村民。我还有个国籍。

第一个星期，我的这位朋友杀了一个人。朋友者，数斯疏矣。我的朋友没那么多，所以亲密，亲密到我心中暗恨被杀者，甚于恨我的杀人狂朋友，“他要不是在那个时候，出现在那个地方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”！我引用一些格言，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啦，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”啊，“这都是命”呀，以及“人固有一死”、“其情可悯”、“他是个孝子”等等，来同别人辩论。辩论到最后，我把我的信条改掉了一个，改为杀人并不一定不好。

第二个星期，一辆过路汽车在我们村口抛锚，村民把车上的东西偷了个精光。消息传到外面，难免有议论。作为村民，而且是村民副小组长，我只能向着乡亲；就是到了法院，我也要作证说，那辆汽车，开来的时候就只有个铁壳子。对于外面的批评，我找出新道理，“别人也偷过我们的”啦，“谁知道他那些东西来路正不正”啊，“劫富济贫”呀，以及“你们村也一样”、“谁说是你的，你叫一声它答应吗”、“窃国者侯，我偷一点怎么了”等等。辩论到最后，我把信条又改掉了一个，改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。

第三个星期，我们国家出了些骗子，骗到了全世界—顺便说一句，我那个国家叫希里花斯，这类事，确实偶尔出一点，不过不妨碍我成为坚定的爱国者，谁要是说希里花斯的人不好，那就和说我一样，因为在我们这里，我的全是国家的，依理，国家的也全是我的。我固然可以说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”，但在辩论中，这个道理还嫌弱，要说服自己，得有更强大的逻辑，比如“欺骗是智慧”啦，“社会就是愚肉智取”啊，“你的国家难道就没骗子”呀，以及“你祖宗骗过我祖宗”、“你国的东西都是偷我的，我骗一点回来怎么啦”、“希里花斯的事用不着你多嘴”、“你说是骗，我偏说不是骗，凭什么一定是你说得对”、“你对我们有成见，所以你的话我一句也不要听”、“为什么小题大做，是不是别有用心”等等。辩论到最后，我把最后一个信条也改掉了，改为诈骗就是爱国。

瞧，才三个星期，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一网不捞鱼

互联网初兴的时候，有老先生担心：如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获得随便什么知识，长此以往，岂不要天下无渔民，弄得咱们没有皮皮虾吃？我宽慰他老人家说：才不会呢，有一些人，就算不上学，没互联网，一有机会，也要弃渔而农林牧副之，这种不安本业的人，原不必对他有什么指望；然而另一些，就像戏里萧桂英唱的，生在渔家，长在渔家，从里到外，一副渔家打扮，知识越多，越是不改其志，又何劳担心？

人的一般立场，或容易被知识改变，最核心的那部分，却很难触动。假设我们原来相信天圆地方，大地又由乌龟驮着，后来有新说，称地为星球，接受这种知识，并不困难，毕竟谁也不是乌龟的亲朋故旧，没必要维护它的声望。但假如这新说是我不喜的人提倡，又假如我是某种集群主义者，一向以为自己所属的集体天下第一，只有别人欠它的，没有它欠别人的，那么，要接受这新说，就难免闷闷不乐，难免要去证明你说的虽然不算错，但多半是抄我的，或者本地情况特殊，偏偏就是方的等等。

这里做例子的，还只是表层的观念，纠缠固结在后面的，还有更深的。经常，知识越少的人，越是融通，而有些学富一两车、七八车的人，接触的新知越多，性子越乖戾。

说到这里，想起个古老的命题。《大学》里讲的格物致知，“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”，朱子解释说，一旦知道了哪个好、哪个不好，意不得不诚，心不得不正。

真是这样吗？用不着康德，咱们也能看得出，那可不一定。比朱子还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