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位。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，但似乎也不混任何“文人圈子”，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。有人说他是“隐士”，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“隐士”的刻意，也没有“隐士”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，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。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“不想要什么”，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“合理生活”。大约只有“合理生活”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，自己愉快，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，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，微风迎面吹来，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。

2011年11月于北京

鸿罹

清初的唐甄著过一本《潜书》，里面有篇《室语》，讲了个故事，说的是有一天晚上，他和家人围桌进食。唐甄说，这鱼味鲜，买时一定是活鱼。家人说，倒也不是，但买时鱼刚死未久，又天寒，所以新鲜。唐甄吃了几口，放下筷子，连声哀叹。家人问他为什么叹气，他说，一直有些心事，今天吃这鱼，忽然想起来，所以感叹。

他的心事，原来是一篇见解。其中的一句，“自秦以来，凡为帝王者，皆贼也”，是唐甄的名言。但他通篇意思和那鱼一样，并不十分新鲜，不过是将孟子的主张，用狠劲重说一遍。他以鱼为喻，把暴政杀人的事说了半天，家人听后，这鱼是吃不下去了。

唐甄可谓执著。便在今天，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。朋友小聚，本来打算说些闲话的，其中的一位，忽然提起时政，于是桌上的风向便转，由轻松变为激烈，由愉快变成沉郁，多么杀风景！但喜欢这类话题的，又认为只谈闲篇，是言不及义，慢慢地，便有了一种隔阂。

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，不知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：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，完全不成比例。

古代著书立说的人，其中包括艺术家、诗人、旅行家，多一半对如何“致太平”，有一肚子主张，而最卓越的头脑，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最大，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，殚精竭虑，苦思出路，但想出了什么呢？

我知道许多读者，在读古代的子书时，会产生厌倦之感，因为说来说去，总是一套话，看一种尚觉新鲜，看了两千年里的书，便会想，为什么不换些话题、换种想法呢？但若了解这些著作的背景，便知作者也是有所不得已。

唐代长安城，有个叫张干的莽汉，把狠话刺在两条胳臂上，左臂刺的是“生不怕京兆尹”，右臂是“死不畏阎罗王”。死后的事先放下，在活着的时候，看来，权力是最可担心的事了。古代的思想者也是如此，最大的话题，最大的心事，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。

我们看到，连画家、诗人，也或明或暗地发表政见，一个读书人，如果真的缄口不谈国事，反倒要被认为没有心肝，特别是在激荡时期。那么，这么多出色的头脑，有这样的讨论气氛，做了那么多工作，为什么没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思想体系呢？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同类思考的话，他们的工作，甚至构不成思想的基础。

原因之一，自然是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，没办法凭空想出“古怪”来。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原因，那就是，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，在体系中反对体系，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，令他们的思考，都用着对方的工具，他们的活动，也无不在意料之中，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，都成为对方的养料，用来加固自己。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，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；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，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。中国古代虽有专制，远非完美，但在这一点上，已有其大概。

但在这一点上，谁忍心批评前人呢？同情人民，难道不高贵？反抗压迫，难道不勇敢？有些事情，虽知其不可，也不得不为，何况谁又能预知可与不可？当强权渗透一切时，谁又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脱出权力的议程来反对权力？

古代的政治思想家，不知不觉中，牺牲了学术前程。他们的头脑，若用在他处，当有更大的作为，但若真那样，他们的良心又将不安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两难。明清之交的顾炎武，不少遗民对他是有一些腹诽的，因为他总是若即若离，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，学问也没扔，就连四处观览，口头上说是为了兴复之计，其实也是在追逐自己对舆地学的兴趣。我以前是不喜欢顾炎武的这种态度的，现在想来，又觉得有些道理。

唐甄在另一篇《潜存》中，讲自